“不抛弃、不放弃！”“有意义就是好好活！”——电视连续剧《士兵突击》中的经典台词，正引发越来越多青少年的共鸣，成为他们的人生坐标。

近年来，为青少年营造健康成长的文化环境，社会各方作出了积极努力。但不可否认，来自大众传媒、网络游戏、流行歌曲的一些不良内容，依然是影响青少年成长的重要因素。那么，青少年成长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环境？我们的社会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3月13日，本报与中青在线、新浪网联合邀请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客座教授凌孜，全国人大代表、西安外事学院院长黄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副主任、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秘书长郝向宏，就这一问题展开探讨。

青少年沉迷网络，是我们没有更好的东西给他们

根据中国青年报一项调查：“你觉得不良舆论环境容易对青少年造成哪些影响？”89.5％的网民选择了“混淆青少年的是非观、价值观”，其次依次为“沉溺于电视、网络，耽误学业”（72.8％）；“未成年人犯罪率提高”（70.5％）；“儿童成人化”（56.7％）；“造成家长与孩子的沟通障碍”（42.8％）。

侵袭青少年成长的灰色文化，是时代发展的副产品，也是社会面临的严竣课题。郗杰英委员认为，青少年成长文化环境的营造，应全面包含文化设施、文化产品和文化管理三方面的内容。

“随着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极大丰富，我们同时需要投入财力来丰富大众需要的文化设施，比如博物馆、公园、电台、电视台的建设。同时，包括图书、影视剧在内的文化产品，以及对文化设施的有效管理，也是需要关注的内容。”郗杰英委员说。

目前，社会不良文化对青少年的冲击，主要来自于网络。我国1亿多网民中，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占18％。尚未成熟的青少年，最易受到外界干扰，再加上一些大众传媒对经济利益的单纯追求，“如饥似渴盼望了解社会的年龄，遇到良莠不分的文化，问题就会出现。”黄藤代表分析认为。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没有更好的、或者说更适合青少年特点的东西来引导他们。”郗杰英委员说，目前社会能提供给青少年的文化选项过于单一。

很多时候，我们对传统美德、主流文化的宣扬，仍然停留在空洞的口号和符号化的人物面孔，形式上缺乏推陈出新，忽视了青少年的兴趣特点，很难让他们产生认同。

“青少年对文化环境选择的单一性，还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基础和背景。”一名在英国就读孩子的故事，让黄藤代表感触很深：学校的动物课要求孩子搜集企鹅的相关资料，孩子最终借助网络，交上了长达40页的网络资料。回到家，孩子还给大人讲课，讲企鹅的分类、生活习性……黄藤代表说，国外学生重创造，我们的学生重标准化。我们的教育，将孩子的精力和注意力都捆绑在了背书和学习上，限制了他们触角的延伸。

同时，文化设施的缺乏，又往往使青少年在课堂之外，只能选择网络来寻找属于自己的心灵“自由”。

青少年成长，需要什么样的文化

事实上，国外的网络环境远比国内复杂，但为什么对青少年的冲击力却并不似国内那么强大？

黄藤代表认为，国外家庭对青少年的管理相对自由、开放，目的就是为了给孩子营造独立摸索、独立思考、独立生活的环境，培养他们的分辨力和自制力。而两种环境下培养出的青少年，也的确在思考能力、创新性、生活自律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由此看来，文化环境的创建除了形式上的推陈出新，还需要文化内核的支撑。今天青少年的成长，需要弘扬什么样的文化呢？

郝向宏认为，应当是公益文化、创新文化、公民文化和自制文化。

“对人不感激、对事不努力、对物不珍惜、对已不克制，是在独生子女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的4种心理文化趋势。”郝向宏说，许多青少年认为，周边人对他的付出都是应该的，或者认为生活很好不需要再努力。

实际上呢？曾有一位新加坡老师告诉郝向宏：中国孩子的脑袋里装的全部是知识，新加坡的孩子脑袋里却是一半知识、一半创意。

4种文化的全面推广，才能使青少年能够按照公民道德的要求，担当起自己的责任，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人。

“此外，对传统文化的树立也不容忽视。”凌孜委员提出，内化的传统品质，应是青少年培养的基础。恰恰在很长的时期内，我们缺失了内化教育的概念。

凌孜委员认为，一个人的成长有两条主线：一条是道德品质，是做人的基本定位；另一条是对知识的掌握。内化教育的核心的道德和品质的教育，主体应来自父母，“就像在孩子心灵植下一粒种子。”

但现在的情况，往往是家庭教育从一开始就缺位了。很多家长没有认识到自己在教育中所应担当起的重要角色，错误地认为“这是幼儿园的事，是学校老师的事，我交钱就完了”。“这使很多青少年从小就失去了接受内化教育的机会，对不良文化的抵抗能力自然减弱。”凌孜委员说。

绿色环境，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政府对于青少年成长一直非常重视。”郗杰英委员介绍，1991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保护未成年人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这部法律，在我国确立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

之后，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又于1999年制定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2007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又明确要求国家采取措施，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下一步，是如何保证这些规定的执行和落实。黄藤代表说，国家应当加大投入，大量建立博物馆、专题公园，体育运动场所，并且提供优惠、免费使用。同时，对营利的文化场所也要给予法律上的规定，把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

“文化设施的建设，要向基层推广。”郗杰英委员认为，从国外的成熟经验看，青少年的成长环境更多在社区，就近就便的社区文化设施建设，能发挥出更大作用。

郗杰英委员说，在文化产品的创造上，要鼓励、倡导更多的适合青少年需求、受到青少年喜爱的文化产品，倡导主流文化和价值观。“我们的法律有规定，国家要对这些内容鼓励、倡导和奖励。”

另外，还要考虑文化管理的区分问题。第一是要区分公益和市场，要加强公益方面为青少年服务的设施和产品，同时要丰富市场，提供更多的选择性。第二是要区分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对未成年人有所保护，不能接触的内容就不能接触，不能进入的场所就不能进入，这要全面落实到我们的设施文化场所，文化出版物，以及网络的管理中。

事实证明，有了社会的关注和重视，青少年成长环境会有较大的改善。郝向宏以青少年网瘾率为例：前不久的一次调查显示，全国网瘾青少年的比例已从2005年的13.2％，下降到了2007年的9.72％。

对于众多网友关心的网络分级问题，郗杰英表示：此次两会上，有多位委员提出了相关提案。本报北京3月1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