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少小离开西藏,是为了更好地回到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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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市列东中学西藏班的学生正在上自习。李强/摄)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强

每周六,洛桑加措有一次机会离校。

他剃着寸头,绒毛般的胡子还未修理过,黝黑的脸蛋长满了青春痘。12月12日那天周六,三明市天气放晴,他下午走出校门,沿着麒麟山下山路去了一家小卖部。他和店主早已熟识,借来手机与父亲打视频电话。父亲正在开车,从林芝赶往拉萨,话没说太多。父亲叮嘱他:“好好学习。”

几乎每次通话,父亲都会这么说。洛桑加措在手机这边挠头“嗯…嗯…嗯…”地回应。他有点儿想吃家乡的牛肉干,父亲说会给他寄些过来。

这是洛桑加措到福建省三明市列东中学的第3年,他早已适应这里的环境,但还是会想家。

他的家乡在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朗县拉多乡巴顿村,村子在雅鲁藏布江一条支流边。从青藏高原驶出的火车要花费三天三夜,才能到达4000余公里外的列东中学。在这里,像很多十二三岁异乡求学的少年一样,他三年里只有一次返乡机会。

列东中学的校歌里写道:“麒麟山啊,放飞金色的希望啰,麒麟山啊,连着喜马拉雅啰……列东中学,雏鹰起飞的地方。”列东中学副校长杜成露告诉记者:“考上内地西藏班,从西藏出来,命运就改变了。但走出来是为了更好地回去。”内地西藏班被喻为“西藏孩子的梦工厂”。

达吉如今是日喀则市孜县中学的教师,扎西姆旺在拉孜县芒普乡当乡长,宁吉是林芝市人民医院普外科的护士长,巴顿在昌都市江达县公安局同普派出所当所长。他们都是1995年离藏到麒麟山念书的学生,他们最终都回到了青藏高原。

洛桑加措上小学时,他的姑姑就告诉他,要考内地西藏班,“考上以后有更好的出路”。姑姑是家族里唯一有文化的人。他记得小学老师也说过类似的话。

2018年8月15日,当洛桑加措离开西藏时,他那些成绩优异的同班同学,去了上海、湖南、河北、安徽等地的内地西藏班。

列东中学的内地西藏班办于1995年,是福建唯一一所拥有内地西藏班的初中。“这属于‘智力援藏’工作的一部分。”杜成露说。为了解决西藏教育落后、人才短缺的问题,国家决定在利用内地优质的教育资源,创建西藏班(校),招收来自西藏的学生。最早的内地西藏班办于1985年。那一年,1300名小学毕业生离藏,到内地16个省市开办西藏初中班(校)就读。

列东中学的西藏班,25年迎来1805位学生。办班至今,这里的毕业生先后有1200多人考入各类高等院校,900多人返回西藏工作,成为西藏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列东中学的学生准备做课间操。)

如今的217位在校藏娃里,洛桑加措是其中之一。他告诉记者,“洛桑”在藏文里代表“知识”,“加措”意为“广阔的海洋”。在他所在的班级,名字里带“洛桑”就有三个。

1997级列东中学西藏班的学生里,也有一个位叫“洛桑”,如今他是西藏林芝市波密县倾多镇人大主席。洛桑1984年出生在林芝市工布江达县江达乡娘盖6村一个贫穷的家庭。“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种地没什么收入,夏天就去挖虫草。”洛桑告诉记者,“父亲是文盲,他知道没文化很可怕,所以都让我们上学。”

1997年,洛桑成为当时他班上40多位学生中,唯一一个考上内地西藏班的。

当他得知自己考上时,他用多年攒下的零花钱,买了五六个肉罐头带回家。洛桑考上西藏班也成了村里的大事儿。“我们村里每家每户都会拿一些青稞酒、酥油茶来祝贺,有人还会给五块十块,让一定好好学习。”洛桑记得,有人说过“你是我们村里的未来”这类的话。2008年,他成为村里第一个考上公务员的人。

他把列东中学称为“梦开始的地方”。

进了列东中学的西藏班,洛桑才发现,自己在班里排名倒数第二,倒数第一是林芝的另一位老乡。他只能拼命地学。此前家乡的小学是藏文授课,列东中学用汉语授课,而他汉语水平很差。

有一次上课,同桌放了一个屁,洛桑笑了。“老师让我站起来,问‘你上课为什么不认真听’。”洛桑告诉记者,由于当时不会用汉语表达“他放屁了”,就说“他屁股里风出来了”。

洛桑用了一年的时间在“预科班”学汉语。“如果没有这一年打下基础的话,学习可能成问题。”他有时天没亮就起床,去走廊里借着灯光读书。考试后,他都会将成绩单和奖状寄到西藏的父母手里。他用4年,把成绩从倒数第2名提升到正数第8名。

语文教师林青从1995年西藏班建班伊始,就开始带课。她记得,孩子们刚来的时候,有的孩子醉氧,有的孩子尿床,有的不会洗鞋,有的洗完澡不知道洗衣服,有的会因为夏天不脱掉秋裤而满腿长痱子。但她发现,渐渐适应新的环境后,西藏班孩子要比本地孩子,更刻苦、更懂事、更自立。

刚接触西藏班的时候,她听到有孩子常去楼顶天台睡觉。她有些想不通。问过才知道,学生怕宿舍里太舒服,想早点儿起来读书,定的闹钟叫不醒。天台夜晚温度低,凌晨他们自然会被冻醒。

“真正从他们身上看出对‘知识改变命运’的一种认同。”林青说,“有时候会有一些莫名的感动。”

直到现在,哪怕是周末的晚上走在校园里,也能在路灯下、操场上、花坛旁看到抱着书读的西藏班学生。正读初三的洛桑加措目标是陆军边海防学院昆明校区藏族中学。但他的成绩在班里排名中等,看到其他人很拼,他感觉压力很大。“不努力就会被淘汰。”洛桑加措说。

(夜晚在路灯下看书的西藏班学生。)

每逢周末,当本地学生上课的教学楼空空荡荡时,西藏部和藏娃教室里熙熙攘攘。西藏部的走廊里挂满了孩子们换洗的校服、球服、藏装。

站在西藏部的楼上往外看,近处是三明市城区,沙溪穿城而过,远处是武夷山,是灰蒙蒙的天空。洛桑加措会想念3000米海拔之上的湛蓝的天和洁白的云。他会想念父亲开着车带他四处兜风,也想起小学时周末写完作业跟爷爷上山放羊的日子。

想家,是25年来这里的孩子们都面临过的问题。

为了方便联络,每间宿舍装有一部电话,电话铃总在晚上或周末响不停。其实每个孩子都有手机,但被西藏部主任吴清彬锁在办公室的铁皮柜里。柜子节假日才会打开。孩子们总是盼望着那些日子,他们可以与家里人视频,打游戏,或者网购。吴清彬说,发手机之后,办公室会被几百件快递堆满。每次拿到手机,洛桑加措都会把通讯录里亲人的电话打个遍。

洛桑到列东中学念书的1997年,他想家时就写信告知父母近况。学校里虽然有两台长途电话,洛桑家里并没有,父母需要走上两个小时的路,从村里到镇上才有机会打长途。只是列东中学这头的电话由于呼叫的人太多,时常占线。

孩子们回不了家,教师们也回不了。

“所以我们内地西藏班叫36524部队。”杜成露向记者解释,“就是一年365天,天天如此,一天24小时,时时操心。我们是陪伴教育,亦师亦友亦父母。”

藏历新年快要到了,孩子们没办法回家过年,吴清彬最近正忙活着安排孩子们的寒假日程。每个藏娃在三明都有一个汉族的“阿爸阿妈”,每逢春节可以去那个异乡的“家”里过节。而吴清彬自2008年进入西藏部以来,已10多年没在家过除夕。

生活教师王琼刚来时21岁,住在学校宿舍里,有时晚自习下课就在宿舍给学生煮面条,“学生们都抢着吃”。结婚生子后,儿子也跟她一起住学校,丈夫经常来学校找她。“学生干了坏事被我抓了,总找我丈夫,让他跟我求个情。”王琼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她99天没走出过校门。

“严、爱、细、实”是列东中学西藏班的教育原则。他们曾经专门讨论过,对于这群离家数千里的孩子,到底把爱放第一,还是把严放第一?

“最后,我们把严放第一位,一切从严,好的我们表扬,坏的该怎样就怎样。”吴清彬说,他在学生们面前很严肃,曾揍过一个偷偷抽烟的孩子。“严是一种爱,爱并不一定能严。”很多藏娃都知道吴老师不能惹,心里却很喜欢他。

洛桑当年在这里得到了很多照顾。在他的记忆里,总有个食堂阿姨在他做完广播体操后,塞给他一个馒头。离开三明前,他曾向班里同学提出,“那些毛衣不穿能不能给我?”他想收集起来,打包寄回老家。同学们都很乐意。“因为我家里还有弟弟妹妹。”洛桑说,衣服是生活老师帮他洗好的。临行前班主任给了他500块钱。

洛桑1997年离藏,再回家是2001年夏天。当时,开往林芝的大巴车停在工布江达县江达乡,洛桑一眼就看见母亲穿着老旧的藏服,端着碗酥油茶在路边等着,父亲、弟弟、妹妹、舅舅也都在。当他和几位同学一起下车时,母亲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认不出他了,他跑过去抱着母亲哭了很久。在海拔只有百余米的列东中学生活4年,他长胖了,高了,白了许多。

那次回藏是为了参加中考。条件好的同学在林芝的八一中学集中复习备考,他则借用父亲念经的经房,把自己关在里面复习。那一年他考上北京西藏中学。又过了3年,他考上重庆大学。在内地求学11年后,2008年,洛桑选择回到西藏,成为林芝市的一名公务员。

“如果国家没有内地西藏班的政策,家里供我上学可能都供不起。我可能现在家里面种地,生一大堆小孩就这样待着。”洛桑如今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告诉记者,自己未能考上西藏班的弟弟因为成绩不好,家里也供不起,中途辍学。

(西藏班的学生把奖状和家人的照片都贴在宿舍里。)

“我们出来就是锻造,为了更好地回去,为了更好地建设家乡。”如今在西藏林芝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工作的顿珠扎西还记得当初在西藏班的班级格言——不抛弃,不放弃。“不抛弃任何一个坏学生,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不好好学习的学生。”顿珠扎西说,他至今仍然以这种态度当警察,不放弃任何一个细节,不抛弃任何一种小案。

今年10月份顿珠扎西去福建出差办案,找机会回了一趟母校列东中学。15年过去了,列东中学变化不大,他当年打球的操场还在,只是宿舍从上下铺,变成了上床下桌,条件更好了。藏娃换了一批又一批,但当年教他的老师都还在,只是变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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